這已是2003年國有銀行改制啟動以來第二次引發“賤賣論”。目前，離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引資已經過去數載，農行股改也在緊鑼密鼓籌備之中。如何看待引資中的成敗得失？我國金融開放又該如何進行？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

　　是否“賤賣”要聯系當時歷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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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證券報：您如何看待國有銀行引進外資過程中的“賤賣論”？

　　巴曙松：在評估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時，我們都不能離開當時決策的歷史環境和歷史背景，需要在掌握和還原當時情景的基礎上才能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我們首先來看衡量標準。國際公認的衡量銀行股權轉讓價格的常用指標是市凈率(即P/B)。在我國引入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其定價均與當時市場上同質、同類交易進行了比較，根據當時市場水準而確定。以交通銀行為例，2003年末的每股凈資產為1.06元，匯豐銀行的入股價格是1.86元，市凈率為1.76倍，超過了當時香港等市場同類銀行吸引外資入股的1.2-1.5倍P/B值。同時，當時境外機構入股價格均高于同期入股的中方股東。

　　我們這時候談及是否“賤賣”這個話題時，往往是拿事后中資銀行股上市后的價格來進行比照，這種比照方法的科學程度值得商榷。長期以來，原來中國的銀行業并未嚴格建立起以風險為基礎的五級貸款分類制度，亦往往沒有嚴格進行相應的撥備提取，因此賬面凈資產往往并不能反映銀行的真實財務狀況。在盡職調查時，外資銀行要求會計人員對銀行的資產進行核實，對存在風險的資產要嚴格計提準備金，這使得中資銀行在會計制度上一度存在缺口，最終造成比中資銀行估計更低的定價。實際的情況是，當時的境內外投資者普遍不看好國內銀行業的狀況，各家銀行在引資過程的談判歷程可以用“艱難”二字來形容。如果撇開當時的實際情況討論引進外資的定價問題，很容易成為一種空談。

　　另外，在銀行股權轉讓時，溢價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參考標準。銀行股權出售價格受賣方策略、買方自身特征和市場定位的影響，差異性很大。以銀行上市后的股價來比照戰略投資者入股定價是否過低并不科學。

　　實際上，在外資買入國有銀行股權的爭論中，不僅有“賤賣論”，也有“貴賣論”。這種“賤賣貴賣”之爭實質上是監管制度和金融市場差異導致的。

　　因此，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表面的問題，而定價差異實際上是監管制度、會計制度的差異等因素導致的。根本性的問題是監管機構如何完善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制度，銀行如何真正在引入外部投資者以后改善公司治理，通過開放促進中國銀行體系運行效率的不斷提高，促進金融業服務質量的提高，避免再出現原來數萬億的不良資產。

　　金融對外開放與風險防范并不沖突

　　上海證券報：有觀點認為，引進戰略投資者會損害我國的金融安全，您如何看待這一點？20世紀90年末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就與金融過度開放有關。

　　巴曙松：在討論金融安全的時候，需要注意幾個方面的問題：一個問題是，不能混淆金融業作為一個服務業的開放與外資跨境流入的資本市場開放；其次，評價金融安全，關鍵還是看整個金融體系的運作效率如何，是否可以有效地把寶貴的金融資源配置到最能有效運用的主體手中，而不是變成大量的不良資產消耗掉。因此，可以對照看出，封閉的銀行體系制造了上萬億的不良資產，這是對中國金融來說最大的不安全，而適度開放之后銀行體系不良資產大幅下降、經營效益明顯提高，這使金融安全顯著提高。

　　巴西和阿根廷在金融業對外開放進程中可能確實存在沒有很好堅持自主開放原則的現象，也曾經發生過金融危機，但是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系需要研究和討論。

　　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同時，由于貨幣高估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過高的利率吸引了大量游資進入，在經濟下滑時大約400億美元的游資撤出，最終釀成金融危機。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機也起源于它的巨額公共債務，經常賬戶長期利差主要依靠資本流入來維系，最終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釀成危機。歸根到底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機都是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國內經濟基本面出現了嚴重問題。

　　在國際經濟和金融脆弱性加強、區域金融局勢動蕩的時期，我們確實需要加強對金融風險的防范，但不能將這個問題與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混為一談。與上述兩個國家不同，中國銀行業開放的過程中顯然堅持了“循序漸進、安全可控”的原則，漸進性、階段性的特點十分明顯，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與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例也一直在2%左右，另外我們還明確提出了要保持國家對大型銀行的絕對控股，戰略投資者的持股鎖定期必須在三年以上，這些做法都與巴西、阿根廷的做法有天壤之別。

　　我國對外開放始終堅持“以我為主”

　　上海證券報：不久前，市場上傳出工行和建行在美設立分行受阻的消息。因此有觀點認為，中美金融業的開放是單向和不對等的。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巴曙松：在穩步利用外資的同時，支持和鼓勵經營狀況較好、風險管控水平較高的中資銀行在有效評估和管控風險的前提下，穩步推行“走出去”戰略，一直是我國監管機構所鼓勵的。到2007年底，我國已經在29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60家分支機構，海外機構的資產總額約2，674億美元，而同期在華外資銀行資產總額則為1，715億美元，這其中還包括港澳臺資的銀行，例如香港的銀行在外資銀行中占比就達到了26%；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工商銀行、國開行等這兩年都實施了一系列的海外并購，基本保持著雙向、健康的開放態勢。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自身的競爭實力到底如何。我們現在海外有60家分支機構，但是真正在海外能夠融入當地社會并盈利的金融機構相對較少。實際上，是否設立海外分支機構，主要還是看我們自身的相關指標是否完善，例如資本充足率、不良資產率、內部控制等指標是否達到了標準。

　　我們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始終是堅持以我為主的，把對外開放作為解決銀行業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的重要推動力量，從自己的金融和經濟實際出發，選擇合適的開放戰略和路徑，從而使開放成為增強競爭力的強大動力。我們在開放的過程中堅持爭取對等，通過不斷的交涉和努力促成了招商銀行成功進入美國市場，工行和建行也開始克服各種困難，在進入美國市場方面邁出新的步伐。我們也已經看到我國相關官員在參加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時與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約談中就專門要求對方加快對中資銀行在美開設分行申請的審批。(記者 但有為)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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