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筆者有幸參與了中央電視臺證券平道執行總編輯兼首席評論員鈕文新老師的講座，給我很大的啟發。鈕文新老師在課堂上，給了我們一種全新的概念，他提出美元實際上不僅僅是一種信用貨幣，而實際上是一種隱含著商品擔保的商品本位貨幣。

　　這個觀點很新穎，而且感覺確實存在其合理性。美國利用其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的存在，牢牢地掌握著中東產油國，并通過扶植地方代理人（美國支持過薩達姆、扶植過伊朗前政權，甚至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援助國本拉登），寬容的對待阿拉伯世界的君主獨裁體制等種種手段，對中東產油國施加了大量的影響。并成功說服了中東國家使用美元作為石油貿易的唯一結算貨幣。這實際上讓美元和石油等商品綁定在一起，用石油等商品變成美元的“錨”，以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以黃金為“錨”的特征。

　　即美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霸權，正是因為其隱含著這樣一個條件，美元是國際市場上購買“現代工業的血液”石油的唯一貨幣。這樣的以商品為“錨”的“隱形商品本位貨幣”，造就了美元現有的國際地位。他逼迫其他國家實施“信用本位貨幣”之時，自己卻搞得是“隱形商品本位貨幣”，從而從事實上在清償能力上高出了世界其他貨幣半檔，進而維持其美元霸權的低位。

　　這事實上也解釋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要不改變原油美元結算的世界格局，則美國世界霸主地位和主要結算貨幣的地位將不可動搖。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反思一下，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該如何走。在給定的條件下，不改變現有的國際貿易格局，無論如何人民幣進入國際市場中國都不可能成為贏家。這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交易規則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而日本就是因為過快的進入這個弱肉強食的國際貨幣市場，才遭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擊，以至于長達20年不能回復經濟活力。

　　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過度悲觀，美國現在的“軟肋”十分明顯。當前的金融危機就是“特里芬難題”發展到了極致。這是一場美元的危機，是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危機，而不是我們的危機。最終可能動搖的只有美元霸權這樣一把套在我國身上的枷鎖。

　　著名的“特里芬困境”說的就是“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的困境”。具體是這樣：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核心地位”的體現，所有國家在國際商品市場上購買所有商品都需要美元支付，但美元從何而來？必須向美國出口商品，而且必須保持對美國出口順差，其他國家才可以得到“多余的美元貨幣”，然后到國際市場上去買東西，暫時不用的美元，就變成了美國債券的投資。

　　對于美國而言，好的方面是：它可以獲得巨額“鑄幣稅”，通過多印美元換走了人家的實物，而且永遠不用歸還。但是對美國而言，這樣做也有弊端，美國的貿易逆差會剛性上漲。非美貨幣國家發展越快，越需要更多的美元進行國際購買，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會增長越快。貿易逆差不僅會導致美元不斷貶值，更重要的是它會是美元信用大打折扣，使美元債務失去吸引力，使美元變成大家唾棄的貨幣。

　　從現實狀況來看，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在未來20年將面臨三大不穩定因素：

　　其一：美國的經濟總量可能會從現在占全球24%下降到2030年的12%，并失去經濟總量第一的位子，并且可能面臨新興國家的直面挑戰，這將動搖美元霸權。當前美元占到國際外匯儲備的2/3，而一旦美國失去絕對的霸權地位，美元的國際號召力也將大打折扣。

　　第二：美國人口老齡化將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美國同中國一樣，也面臨著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隨著戰后嬰兒潮一帶步入退休年齡，美國的福利保障指出將飛速發展。IMF曾經指出，美國包括其他OECD國家，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壓力將遠遠超過本次金融危機帶來的財政壓力，因為危機是暫時的，而福利支出上漲很可能將持續數十年。受此影響美國的進出口狀況可能進一步惡化，從而動搖世界對美元的信心。

　　第三：美國在全球承擔著國際安全的責任，這個重任目前還沒有其他國家能夠或者愿意分擔。實際上美國在享受著世界性的鑄幣稅的同時，也在擔任著世界警察的任務。為世界提供了基本秩序和安全這樣的公共物品。戰亂被制止，海盜受到打擊，貿易保護主義得到了抑制，這些都是美國有意無意間所承擔的責任。但是隨著美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份額的不斷減少，國際貿易的逆差狀況增大，當世界警察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也與日俱增。這有可能迫使美國轉入戰后第三次戰略收縮期，從而削弱美元的國際支付地位。

　　綜上，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其本質上是一場債務危機。而在這樣的危機當中，我國卻恰恰是負債較輕的國家。同時我們手中掌握有大量的現金資產，

　　如果我國可以合理的利用當前有利時機，積極地參與到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當中，將有肯能對提升我國金融市場地位產生本質上的改變，從一個規則的被迫接受者，變成一個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甚至可能在10-20年之后，形成中美兩國分庭抗爭，或者中美歐三足鼎立之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