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的歐洲，上演了一幕可謂異常“狗血”的戲劇。希臘總理周一出乎意料地宣布將針對之前達成的歐債一攬子解決方案提交全民公投。在攪動了國際金融市場并引發德、法兩國沖天大怒之后，帕潘德里歐總理又在G20峰會之時向國會聲明放棄公投提案。仿佛一切都轉回到了起點，只留下市場上一地雞毛。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出讓人啼笑皆非的鬧劇，恰好反映出了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道路是何等曲折，所面臨挑戰將是何等艱巨。由于技術的推動，這一波在廣度和深度上遠超人類歷史上所經歷過的所有的經濟整合趨勢的全球化浪潮，給世人帶來了空前規模的挑戰，其實質是，階段性發展的失衡致使全球經濟發展無法再均衡。從歷史的經驗角度來看，在既有的游戲規則難以為繼之時，新興的勢力將勃發，成為新的主導勢力和新游戲規則的制定者，開啟新的全球經濟格局。
 
　　全球化走到今天，可以說，已逼近了人類從這波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提供的技術溢價所能帶來的最高階段。盡管美國已明確提出，下一波浪潮的推動者是新能源，并切實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以圖繼續保持其世界第一強國的國際地位，成為下一波浪潮的主導者，但新舊發展模式之間的鴻溝，不是一下子所能消弭的。當下國際問題的核心，就在于能否在不訴諸暴力手段的大前提下，和平解決目前國際經濟格局中盈余國家和赤字國家的經濟失衡，平穩有序地實現各個經濟體的再平衡。在上周的G20戛納峰會上，各國領導人一如既往地再次強調和重申了這一點。但是坦率地說，這個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過程，知易行難，充滿著不確定性和失控的風險。
 
　　中美經濟之間的失衡問題，稱得上是歷久不衰的老調重彈。面對著國內的巨大壓力，美國的政客們似乎也更樂意把當年收拾日本的辦法來個“舊瓶裝新酒”，直接移植到中國的身上。美國參議院的一系列有關人民幣匯率的鼓噪，或許只不過是正餐之前的開胃小菜。如果美國的實體經濟無法獲得更為有效的改善，中美之間因匯率壓力引爆貿易戰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在這個壓力之下，不僅僅中國經濟需要結構轉型，美國的經濟也是一樣。但是問題在于，這種轉型對于雙方來講，都是緩慢而且痛苦的。如何在向長期目標推進的同時不致短期脫軌失控，是中美兩國需要共同協商、密切合作的關鍵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失衡狀態的出現，可以說是中美兩國原有經濟發展格局所不可避免的結果。密切的溝通，有助于問題的妥善解決；情緒化的對抗，只會兩敗俱傷。
 
　　盡管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上來看，中美兩國處在一種競爭關系上，但在目前經濟再平衡的階段，雙方卻是不折不扣的相互依存關系。在此，我們要正視一個現實：正是由于美國人的高消費率，才形成了中國過去10余年間的高速經濟增長。市場的問題，終究要交給市場去解決。在基礎工業制成品和低附加值的產品領域，美國對中國毫無比較優勢可言。但在醫藥、工業高端制造、高精尖產品的研發等領域，美國卻有著中國在現階段所急需的產品和技術。中美之間的貿易缺口，絕對不是僅*中國人民購買蘋果系列產品或者波音飛機就能夠彌補的。當下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毫無疑問，就是美國政府放棄對抗性思維，用更為開放、更為務實的商業性思維加深與中國的合作。若訴諸壓迫式的匯率對抗，只會讓日益緊張的中美貿易關系更趨緊張。
 
　　歐元區的情況又與美國有著本質的不同。盡管都是主權債務危機，但歐元區的問題主要是內部而不是外部失衡。相對美國的外債問題，內部問題似乎解決起來難度更小一些。可是，歐元區僵化的決策機制，貌似團結實則糾結的內部沖突，核心順差國家和邊緣債務國的利益糾葛，已經一次又一次的讓金融市場的預期受到沖擊。不妨說，歐元危機正是在法、德與其他邊緣國家之間的不斷扯皮的過程中愈演愈烈的。扯皮的表象下所掩蓋的，是盈余國和負債國之間的利益糾葛。解決這個矛盾的思路也是同樣的：更多的合作而非對抗。德國總理默克爾最近就明確表示，歐元區要*經濟的再平衡來解決失衡的問題，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漫長過程。之所以需要如此長的再平衡時間，主要還是在于消費習慣，政治整合的阻力。不過，平心而論，歐元區的再平衡，要比中美之間的再平衡難度小得多。由分歧引發對抗的可能性相對較小，核心國家健康的資產負債表也提供了財力上的保證。現在市場期待的是，歐盟展示其解決問題的決心和歐盟在政治整合上的切實成果。而中歐之間的再平衡，遠沒有與美國之間的再平衡來的急迫。因此，對于我國而言，是否支援歐洲，更多是政治考量，而非經濟考量。目前中俄均表示對歐洲的援助更應通過IMF渠道，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新興市場國家更愿意憑借化解國際危機的努力而獲取更大國際發言權，為將來的國際定位先期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