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國際化的步伐正在加快。
　　
　　“美元今后不可能獨霸，中國在2025年左右很可能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之一。”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近期，英國出售西方國家首筆人民幣計價主權債券；知情人士近期透露，歐洲央行近日討論了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做準備工作；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此前更是表示，包括一些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已經開始“非公開”地使用人民幣作為國家外匯儲備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加速
　　
　　第一財經日報：近期人民幣國際化動作頻頻，英國出售西方國家首筆人民幣計價主權債券，其他國家或地區也蠢蠢欲動。你對此怎么看？
　　
　　喬依德：英國發行人民幣主權國債意義重大。英鎊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也是SDR（特殊提款權）籃子中的一員。去年，全球六大央行（歐洲央行、美聯儲、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英國央行和瑞士央行）將金融危機期間達成的緊急流動性互換機制將轉為永久性，以防未來發生金融市場動蕩。當這一消息去年公布之時，中國擔心人民幣將孤立無援，但現在看來這種擔心似乎不必。
　　
　　對英國而言，人民幣主權債券既有英國以政府的信用為背書，又有人民幣長期升值的保證，可謂雙重利好，這將會鼓勵其他機構和個人增加接受人民幣的意愿。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此外，歐洲經濟久病不愈，歐洲希望拉動投資的意愿強烈，李克強總理訪問德國也是一個跡象；對中國而言也是利好，同英鎊、歐元的緊密合作保證了人民幣不可能被排除在外。盡管在發行量上只是象征性的，但長期而言卻具有里程碑意義。
　　
　　日報：顯然，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快于預期。究其根本，貨幣國際化對一個國家而言有何好處？
　　
　　喬依德：第一個好處是可以獲得鑄幣稅。所謂鑄幣稅，就是印刷或者制作貨幣的成本跟它的面值差額。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元鑄幣稅每年是150億美元；2002年歐元啟動以來，每年鑄幣稅是40億歐元。但鑄幣稅并非國際貨幣最主要的好處。麥肯錫的一項研究表明，由于外國原因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政府需支付的利息降低了50~60個基點，按50個基點計算，1990~2010年每年節約資金成本約330億美元（2010年約810億美元），這個好處要比鑄幣稅高得多。此外，國家也可以回避匯率風險，宏觀經濟政策有更大的自由度，不必顧忌其他因素。還有一點，它擁有全球的戰略優勢，俄羅斯、伊朗都害怕美國哪一天不讓它們用美元。
　　
　　當然其中也有風險，即國內金融市場很容易受到沖擊。所以，要求儲備貨幣國家金融市場要有寬度，要有深度。另外，如果金融失衡過大，持續時間過長，會引發重大的經濟危機。如作為主要儲備貨幣國，它要提供流動性，其國際收支就是赤字，這也是一個問題。
　　
　　日報：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究竟處在一個什么階段？
　　
　　喬依德：常提到三階段——從計價貨幣到投資貨幣，再到儲備貨幣。但其在中國的進程并非可以按時間分得那么清楚，中國的三個階段是同時開始的，只不過有的階段更為重要。從2009年開始，貿易計價增長非常快，投資需求也隨之加速，當然儲備功能比較慢。假定2020年，我國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屆時儲備功能增長速度將很快。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把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了，這有助于糾正目前我國對外資產與負債貨幣錯配的情況。2009年底，中國的負債以人民幣計價的比例為76.9%，資產以人民幣計價的只有0.3%。反觀美國的負債基本是以美元計價的。這是什么涵義？從長期角度來看，未來人民幣是強勢貨幣，美元是弱勢貨幣。而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那么少，負債那么多，長期而言中國是要吃虧的。
　　
　　儲備貨幣多元化替代“美元霸權”
　　
　　日報：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速，“美元霸權”能否有所撼動？
　　
　　喬依德：我認為美元的主導地位在短期內難被撼動，逐漸取而代之的或將是儲備貨幣多元化。國際金融體系有滯后性。美國的GDP在1872年便超過了英國，但此后英鎊仍是主要儲備貨幣，直至1944年之前美元才成為主導貨幣。因此，就算中國GDP超過美國，美元仍將在很長時間內維持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畢竟，在支撐美元優勢地位的各種因素中,網絡外部性(networkexternality)不容忽視，包括全球外交、政治、經濟等，美國在這幾方面都極為強勢。不過，美元今后不可能獨霸，中國在2025年左右很可能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之一。
　　
　　日報：人民幣是否可能被納入SDR（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
　　
　　喬依德：人民幣如果進入SDR籃子是一種認可，也將使SDR更具包容性。當前，SDR籃子中的貨幣是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四種貨幣所屬的經濟體均為發達經濟體。這個籃子的構成不能反映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中作用日漸增強的現實。
　　
　　根據IMF的現行規定，SDR籃子的貨幣只需符合以下兩個標準：一是貨幣發行國(或貨幣聯盟)在過去五年內貨物和服務出口額位居前列；二是IMF認定該貨幣為自由使用貨幣。顯然，中國已滿足第一個標準，即在過去五年內貨物及服務出口額位居前列；關于第二個標準，關鍵在于如何定義“自由使用貨幣”。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使用”與“完全自由兌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IMF曾指出：所謂自由使用，是“強調貨幣在國際范圍內的實際使用情況和交易情況，而不是指該貨幣的匯率必須自由浮動或必須為完全可兌換貨幣”。
　　
　　從歷史實踐看，日元在1981年作為自由使用貨幣入選SDR籃子時，也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完全自由兌換。所以，完全自由兌換并不是人民幣加入SDR必不可少的條件，也不應成為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的障礙。
　　
　　日報：如金磚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對人民幣國際化有何裨益？
　　
　　喬依德：金磚銀行的核心資本是500億，今后是1000億，這樣就可以帶動人民幣和更多企業走出去，增長海外人民幣資產。這些機構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融資，由于主權國家作為大股東，其信用評級也得到保證，如世界銀行，其融資項目在國際市場上評級最高、利率最低。
　　
　　同樣，除了一般發債外，新興國際金融機構可以在中國國內以及國外發人民幣債券。現在全球利率很低，因此海外發債條件很好。而中國國內利率較高，當前國內發人民幣債（熊貓債）比較難，這一點對反推人民幣走出去也有很大促進作用。
　　
　　通過IMF改革符合美國利益
　　
　　日報：IMF的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至今尚未通過，美國的阻力是主要原因。你認為這項改革能否在今年大限之前通過？
　　
　　喬依德：IMF份額和治理改革能否通過主要看美國政府是否愿意發力。美國受國內政治牽連很大，國會對通過改革不感興趣，但美國近來受到的國際輿論壓力漸長。
　　
　　事實上，IMF對美國實際有利，若要親手將其毀掉就太愚蠢了。IMF在政治、戰略上對美國極具重要性。例如，此前在格魯吉亞和俄羅斯矛盾升級時，IMF就出手相助；此次烏克蘭危機中，IMF更是批準向烏克蘭提供170億美元兩年期援助計劃，以幫助該國在歷經數月之久的動蕩之后實現復蘇。可見，IMF援助的對象都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需求，動用的援助基金卻非全部出自美國納稅人，而是由多個成員國貢獻的。因此，美國不會放棄IMF這個多邊機構。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沒有重大壓力是絕不會愿意改變現狀的，維持現狀總是美國的“舒適圈”。
　　
　　日報：若今年無法通過，是否存在后備計劃？
　　
　　喬依德：在現有框架下，很難有后備計劃。一切重大事項需要獲得IMF成員國85%的投票，而美國便包攬了16.5%的一票否決權。諸如金磚銀行等新型機構當然對美國存在威脅，但只是象征性意義，金磚五國內部的意識形態存在很多差異，只是對于國際架構的不滿成了一個“黏合劑”，使他們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