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國際金融市場 環境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有一些相似之處，如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調整引發國際資本流動逆轉，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加速放緩，大宗商品價格下挫導致新興經濟體貿易條件顯著惡化。
　　
　　具體而言，1994年至1997年，美聯儲累計上調基準利率250個基點，至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上調至5.5%，這不僅增加了亞洲國家的外幣債務負擔，也通過息差逆轉和美元走強，引發資本大規模回流到美國，并成為危機爆發的直接導火索。當前，美聯儲逐漸退出QE的預期明顯增強，美國10年期長債利率已回升到2.8%，最近的一些趨勢表明，新興市場短期資本流出壓力急劇上升。在8月的最后一周內，新興市場股票基金資金流出38億美元，債券基金資金流出20億美元，其中亞洲（除日本外）地區的資金流出情況最為明顯。這些資金大規模流向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資本市場，在今年前7個月，北美股票ETF基金累計凈流入1024億美元資產，日本市場凈流入280億美元，歐洲市場也凈流入了43億美元。
　　
　　美聯儲退出QE的政策預期之所以對新興市場造成巨大的沖擊，關鍵在于與發達國家經濟形勢普遍好轉的形勢相比，今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各項經濟指標普遍惡化，金融脆弱性問題加劇。從經濟增速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已經超過了除中國以外其他金磚國家經濟增速，今年一、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速環比折年率分別為1.1%和2.5%，日本為3.8%和2.6%，特別是美國經濟，已經保持連續九個季度的正增長，而印度、巴西、南非同期的增速分別為0.41%和0.56%、3.25%和2.23%、1.95%和2.03%，今年上半年，俄羅斯經濟增速僅為1.3%，發達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再次超出新興經濟體。
　　
　　從經濟增長前景看，可比的數據表明，6月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的OECD綜合領先指數分別為101.06、101.09和100.3，不僅在榮枯線100之上，而且都創了近兩年來最高水平，相反，同期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的該指標分別為98.27、98.80和99.57，不僅都在榮枯線100以下，且都刷新或接近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困境，不僅表現在經濟增速的快速下滑上，還體現在匯率、國際收支平衡、金融脆弱性等指標的明顯惡化上。今年以來，印度盧比對美元的名義匯率貶值幅度高達26%，匯率的大幅貶值并沒有對國際收支狀況有明顯改善，今年前7個月，印度貿易逆差額仍高達1087億美元，為金磚國家之最。同樣，巴西雷亞爾今年以來的貶值幅度接近20%，但1月-7月巴西經常項目逆差同樣高達526億美元，全年逆差額將超過1000億美元，如此巨額的經常項目逆差，只能依*短期資本來彌補，一旦國際金融市場環境出現逆轉，短期資本大規模外逃在所難免。
　　
　　其他一些亞洲新興經濟體，如馬來西亞、印尼、泰國、韓國、中國臺灣等，還面臨著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相似的問題，即外債規模較高或中短期外債的比例較高，這些國家外債與GDP的比例都超過30%，其中后四個經濟體的短期外債比例均超過外債總額的1/3以上，而印尼和韓國的外債總額已經超過各自的外匯儲備規模，這說明一旦資本流動出現逆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償債能力堪憂。
　　
　　此外，近年來發達國家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還引發的新興市場國家信貸擴張，加劇了部分新興國家的金融脆弱性。特別是印度、印尼等亞洲國家，近年來信貸擴張和加杠桿的趨勢明顯，M2/GDP比例大幅攀升，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問題嚴重。在經濟放緩后，新興市場本應降息促增長，但隨著資本外流壓力增加，巴西、印尼等央行不得不通過升息來支持本幣匯率。一旦房地產泡沫出現破裂，金融機構壞賬將大量增加，從而放大金融市場動蕩。
　　
　　然而，不可否認，與1997年相比，新興市場抵御金融風險能力還是有明顯的提高。其一，大部分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較高，除印尼僅為10%外，大多數新興市場儲備占GDP比例都在30%以上。其二，與上世紀90年代固定匯率制不同，目前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都實行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彈性明顯增強，這有利于緩解外部沖擊帶來的影響。一方面，匯率雙向波動減緩了央行在任何時點都必須入市干預的壓力，降低了為維護匯率穩定的外匯儲備消耗，另一方面，匯率彈性增加將提高短期資本押注“單邊貶值”的投機成本。
　　
　　綜上所述，當前新興經濟體爆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較小，但是一旦美國全面退出QE政策，印尼、印度等國家由于國際收支嚴重失衡、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依存等原因，爆發低烈度金融動蕩的概率仍然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