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980年前后啟動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給其后日本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不僅金融機構在歷史潮流中幾度浮沉，企業和家庭部門的投融資行為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金融層面的變動，最終對實體經濟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而這個體制變革的核心無疑是利率市場化，1985年的大額存款(10億日元以上)利率的市場化是這次變革的一個代表性事件，1987年引入商業票據(CP)，隨之通過可轉債在海外融資等管制放松，特定金錢信托，指定單獨運用的金錢信托等等，如今在中國內地勃興或流行的金融手段都在那個年代的日本有過飛躍式的發展階段。
 
　　這種改革大潮極大地改變日本經濟的資金循環特征，最為明顯的就是企業的實物投資和金融活動的變化。以前積極擴張的企業需要不斷地將積累的利潤投入下一輪生產，而1980年代的日本企業一邊積極地進行設備投資，現金頭寸也不斷膨脹，實現了實體經濟和金融資產的同步擴張，而且是非常快速的增長(自然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的金融負債也相應的擴大)。這里面誠然有技術進步帶來的企業飛速擴張的一面，但在1980年代通脹預期不斷低下的情況下，寬松的金融環境多年來被誤解為日元升值造成，但早期啟動的利率自由化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要素。
 
　　企業的資產規模擴大伴隨著收益的擴張，客觀上也為后來的股價泡沫提供了一些基本面的支持。這時候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和融資成本相比處于有利的位置。而銀行為了吸引存款首先從市場化的大額存款開始提供了較為優惠的利率條件，而企業也樂得通過這樣的金融產品對先進頭寸進行管理，還能獲得相對有利的收益。而且，這種市場化的利率體系在客觀上加強了企業和市場利率的聯系，利率波動導致了過去單純的實物交易備用資金更多地偏向于資產組合形成上的資產選配型金融投資行為。結果很多企業手里的現金頭寸逐年增厚，為土地和股市泡沫制造了一個溫床。
 
　　這個道理很簡單，用經濟學的說法就是：金融資產的收益高于設備投資的話，在實體經濟的投資就純屬機會成本。這個思路非常現實地反映到了企業的生產意欲上，多少限制了那個時代日本企業關注實體經濟的意愿。以大企業為中心的巨大融資活動更多地從銀行轉移到股市，但最終在股市籌集的資金大多成為了企業的現金頭寸，而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另一面，這也導致銀行缺乏優質的資金需求，貸款利率在競爭中無法上調，而大額存款利率帶來的相對高成本自然會壓縮其利潤空間。于是價格競爭自然地轉向了量的競爭，企圖實現規模效應，實體經濟不需要的項目也有大量的貨幣被放貸出來，出現了貨幣發行量高增長、經濟低通脹的怪現象，但這一切都被日本經濟繁榮的表象掩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虛榮讓日本錯失了修正的機會。
 
　　更為矛盾的是，日本的利率改革并不完善。小額存款的利率依舊長期處在受到政策限制的環境中，金融業態之間的業務分斷一直延續到了1990年代以后才陸續改革。這種環境中的利率扭曲帶來了很多的問題，當時一個很有名的事例是，企業將發行商業票據籌集的資金放到銀行里存著還能輕松賺錢。這種怪圈在當時成為企業們展示“財技”的大舞臺，但實際上這就是金融市場化后商業票據承銷競爭帶來的“市場的失敗”的一個典型案例。而日本金融當局和企業在這方面并沒有任何深刻的反思，把這些問題歸結于自身金融體制的落后，甚至國民性這種不著邊際的話題。
 
　　當然很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盲目信徒們理直氣壯地說這不是改革的錯，而是政府干預過多導致改革不到位。于是這些改革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在日本就這樣被拖過去了，直到泡沫經濟破滅還在拖著日本經濟的后腿。但實際上那種狂熱的經濟環境中除了加強管制外根本沒有任何市場型措施可以奏效。很多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者總是喜歡把政府和市場對立起來，這樣很容易懂，畢竟樹立一個對立面就如找到一面鏡子。然而這正是他們不理解市場原理的一個大笑話，真正的市場主義信奉者是不擔心政府的市場干預的，因為他們相信任何不合理的政策和措施都將在市場原理下得到糾正。
 
　　盡管日本有著大量獨自的傳統的商業習慣和管制措施，但日本官民在過去20多年來對改革的熱心程度比任何發達國家都強烈。但是日本人簡單地把這改革的焦點放到官民對立一面，沒有理解到政府的職責其實就一個，培育和保護市場原理可以得到順利實現的經濟體制環境。日本的利率自由化并沒有給日本經濟帶來幸福，或許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