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認為，沒有理由懷疑中國有保持年均8%高速增長的潛力。要實現這個潛力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難，給未來的繼續增長挖掘潛力和方向。增長速度跟改革沒有關系，在較快速的增長中解決問題更容易。
　　
　　中國經濟增長從高位回落后，人們開始為中國經濟能否回到高增長的發展軌道而感到擔憂，看空中國經濟的聲音也逐漸響起。不過，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林毅夫看來，中國還有20年保持年均8%高速增長的潛力。
　　
　　利用后發優勢
　　
　　林毅夫教授說，經濟增長的本質是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升級，所以資源可以從比較低的領域重新配置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領域，這在各個國家都是一樣的。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前沿，主要*各種研發，其高風險不容忽視的。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除自己發明外，還有后發優勢，只要生產比現在好就是創新，這個成本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可以比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高1倍以上，2倍或3倍，主要就是利用后發優勢。
　　
　　對于中國現在增長潛力的判斷是基于以下的一個比較。2008年中國大陸的人均收入按照平均購買力計算，只有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國臺灣地區的1975年和韓國的1977年的水平。而人均收入衡量的是平均的勞動生產力，平均的勞動生產力最后反映的是技術、產業的水平，還有社會效率的水平，是一個綜合指標。
　　
　　歷史經驗表明，當時的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韓國的經濟后來又高速增長了20年，而增長方式基本上也是利用后發優勢，所以沒有理由懷疑中國仍有保持年均8%高速增長的潛力。當然要實現這個潛力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難，給未來的繼續增長挖掘潛力和方向，但不能停下來搞改革，因為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不會成功的。
　　
　　林毅夫認為，所謂中國能夠以低增長促改革的說法，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低增長帶來的社會政治問題更多，更難改革。拉美、北非、中東許多國家的增速比我們慢，許多應有的改革也未能進行。所以，增長速度跟改革沒有關系，必須看到問題的本質，較快速的增長中解決問題更容易。
　　
　　在解決困難的時候，需要知道增長潛力有多少，怎樣在發展中充分利用潛力解決體制和機制上的問題。
　　
　　政府的作用是因勢利導
　　
　　林毅夫一直是中國經濟的樂觀者，1994年，他出版了《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明確提出中國可以維持30年的高速增長，在2030年可以達到美國的水平。“當時很多人說我‘放衛星’。不過，當時的‘人造衛星’現在已經變成了‘行星’，因為到2030年，中國經濟規模趕上美國，基本已經變成共識了。”
　　
　　對于目前爭論較多的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林毅夫的觀點是，政府的作用應該是因勢利導的助產士而非父親或爺爺。目前國際上政府發揮作用是通過下面幾個方面：一是按照華盛頓共識改善企業經營環境，但按照理想模式下改革不見得是好的；二是反對政府去選擇產業，給產業幫助。但每個產業都需要基礎設施，缺乏政府投資可能無法形成產業集群。比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突尼斯，雖然很好地遵從傳統發展經濟學理念，但它發展并不好。
　　
　　“如果基礎設施沒有產業集群，沒有相配套的金融和交易的話，交易費用會相當的高，即使要素成本低也不見得在最終的市場上有競爭力。”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世界銀行的一些學者的贊同。
　　
　　今年6月，林毅夫卸任了為期4年的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的職務，回到北京大學。林毅夫說，他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他這4年工作的“畢業論文”。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稟賦結構升級的最佳辦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它當時給定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它的產業。經濟將最富競爭力，經濟剩余將最大，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也將是最快的。為了讓一國的私營企業進入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素相對價格必須充分反映這些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同時這些要素價格只能在運行良好的市場通過競爭來決定。因此，市場應該成為經濟的基礎性制度。
　　
　　對于新技術的引進，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借鑒或采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從而將他們的劣勢轉變為優勢，與之相反，發達經濟體必須在全球技術前沿上進行生產，并必須持續在研發方面進行新的投資以實現技術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有潛力實現高于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
　　
　　長期增長*什么
　　
　　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基礎設施的相應改善需要協調投資行為，因此政府應主動設法緩和協調問題，從而促進結構轉變。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實際對一個政府來發揮的因勢利導作用是有好處的。歷史上成功國家都有產業政策，而且發達國家到今天還有是產業政策，判斷什么樣的產業，什么樣的技術發展潛力對國家比較重要。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產業失敗是因為大部分受到不好的思想影響，而成功例子通常是政府產業政策所要支持的產業是跟它發展程度相距不遠的國家產業，否則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了自身能力，政府大量干預，大量資源動員后還是無法建立自生能力，只好實行保護主義，從而難逃失敗命運。
　　
　　林毅夫教授總結出產業政策制定的一套步驟：找出一個參照模型，通常，作為參照模型的國家與本國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過去二三十年快速發展，被模仿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在參照國已經成功生產20年，它的夕陽產業是發展中國家的朝陽產業。政府了解到這一點，以此選定一個可能具有潛在優勢產業，企業看到這一點，就會模仿國家的比較優勢，向政府尋求補貼。在此基礎上，政府為了進一步了解哪些產業可以成功，可以看看國內是否已經有民營企業進駐，如果有，政府要做的就是幫助企業克服比較高的教育成本，將其轉化為競爭優勢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不好，由于資源有限，在這樣狀況下，發展所謂的工業園區，或是加工出口區、特區是有道理的。
　　
　　林毅夫教授認為，任何發展中國家只要能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去發展，實現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并不是夢想；在發展中，我們要改變心態，既不能生搬硬套發達國家的體系制度，也不能固步自封。長期的經濟增長*的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不斷創新和升級。如果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 ，一定要有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必須是給定的且必須能變動。最好的方式是依據自身要素稟賦，有什么用什么，按照比較優勢獲得最大競爭力，政府則為這些有競爭力的產業創造條件。增長的實質都是一樣的，一個國家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潛力，通過政策配合把這個可能性實踐出來。
　　
　　或許正是林毅夫強調了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因而倍受爭議。林毅夫表示，無論市場參與者喜歡與否，政府總會參與經濟活動，問題是如何讓政府發揮好的作用而不是壞的作用。中國經濟有望保持較高增速，也是基于政府發揮好的作用這一前提。
　　
　　林毅夫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是周期性的，因為外需減少，歐美還沒有走出危機，而內需中的投資需求中，上一輪宏觀調控的大部分項目都已完成，如果不再投資，需求一定會下降。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從基礎設施到能源、環境、社保，仍有很大的投資空間。同時，中國政府公共負債率并不高，有條件推行新一輪財政刺激政策。中國儲蓄率高，民間資本豐富，政府可以通過公共財政政策啟動民間投資。如果政府能審時度勢，制定合適的政策，中國可以避免硬著陸，實現軟著陸，使經濟平穩快速健康發展。